这样，一些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即使工作做得再不好，有关领导干部即使再腐败，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也不能罢免或撤换他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更难对其行为加以制约和监督。
另外，《决定》还专设一节，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下一步有必要修改立法法和立法机关组织法，改革立法机关的组织和立法程序。
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当然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治理现代化而治理现代化，我们推进改革和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保障人的可持续发展、权利、自由、幸福，控制公权力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霍布斯说，在国家按约建立时，每一个人相互约定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并将这些权利转让于作为主权者的一个人（君主）或由一群人组成的议会。对此，必须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加强监督和问责机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权只能为总统、内阁、国会和司法系统所组成的政府（广义的政府）所垄断，尽管林肯在19世纪即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The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号，但人民在事实上很少或几乎没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否则，改革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或一辆没有制动器的疯跑的车，可能给人民生命、自由、财产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极大的风险。
权力制约主要指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监察、审计监督。怎么保障政府和政府官员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而不是以GDP为本、为彰显自己的"政绩"和升官发财服务？为此，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绩评价机制和官员选拔晋升机制。因为： 第一，如前所述，这一规定所表明的是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的根本特点，而不是该职权的归属或属性。
[3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呢？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由它来组织起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叫做地方的一府两院，并让它们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而在民事诉讼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更是被法院大量适用。1979年5月3日，彭真在同工作人员谈地方组织法的修改时明确说：现在，院长、检察长是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副院长、审判员、副检察长、检察员是由本级革委会任免的，这如何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39]所以，修改地方组织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取消革委会，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
为落实三中全会的这一决定，不久前，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专访，在强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深远意义的同时，首次明确了对人的统一管理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当然，以上所述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司法权对国家权力特别是中央国家权力的不信任。
因此，他们不能作为提案主体。这种观点可能会提出，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说明它们的职权属于中央事权，因为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度的。笔者认为，现在要改革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管理制度，对这个制度形成的历史和初衷加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提名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下组织国家机构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与行政区划相适应和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提名权，总体上是以本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来行使的。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很快领导建立了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它就是从法制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决不是什么‘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23] 参见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由上述可以发现，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需要充分研究和回答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司法职权的属性，即其与中央事权的关系。
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地方的国家机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了本行政区域人民的意志，对本行政区域的地方事务做出决议决定，同级政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行机关。但是，现在把提名权上收到省一级，实际就使基层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和责任发生了分离，并很可能导致以上所述的两种极端情况。
这个问题在紧接着的下文中再分析。因此，拟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中保留规定，市法院、检察院可以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但不知这样规定是否违法。
（二）司法职权的非中央性 在考察司法职权的中央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它的非中央性因素。第二，这件事，必须只能由中央即具体的中央机关来处理，由其他任何地方的机关来处理都不适宜，也就是说，处理这个事的职权只能属于中央。我们则规定，地方检察长由地方民主选举产生，同时又须报上级检察长转报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研究司法职权的中央性，不仅需要从司法的普遍性规律出发，还应当从中国法院、检察院职权的历史发展与国情特点出发，才能得出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那么，县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否决省一级的提名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法官、检察官的人事任免中，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机关，不是一个只履行法律手续的橡皮图章。[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为什么要求两院以法律为依据行使职权呢？这是个与它们能否独立行使职权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但是，这些司法机关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以中央或者集权为宗旨、为特点的，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中央的话，那么，司法机关的中央就是法律，是对法律的服从，也即对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行为规则的服从，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3、司法机关处理具有全国性影响和意义的案件，属于行使中央事权。而就国家机构而言，对其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或者领导机构又可以作狭义和广义的理解。
一方面，要看审判权和检察权所针对的事，是否属于中央之事。但实践证明，这个做法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1979年，又将中央的这一权力分散一部分给地方。
因为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维护法制统一，并非只限于对中央机关提出的要求，并非只有中央机关才有条件、有能力做到，也并非只对法院、检察院提出的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包括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必须遵守法律，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也都有条件、有能力认真执行法律。[6]经过十来年的酝酿，类似设想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人事管理的重要走向。[33]这说明，地方法院组成人员的人事权由地方政权机关管理，是当时组织制度的重要特点，也体现了法院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党的最近几次代表大会都提出要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在这一背景下，事权是指政府管理国营（有）企业、事业的职权，应当与获得财权的大小一致起来。孟德斯鸠引用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的一句经典之语：我们的祖先不但不愿意未经当事人同意的人担任法官审理有关公民名誉的案件，而且就连最微小的金钱案件也是如此。
[14]这两个犯罪集团案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案件，是中央的大事，就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来起诉、审判两个犯罪集团的主犯。到了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
如果把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全部或者部分地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手中拿走了，拿到省一级甚至中央一级，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管辖的行政区划内，不设法院、检察院，在这个区划内发生的所有案件纠纷，是否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处理，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无权过问。在这份说明中，最高检察院做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表述：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属于中央权力。
[41]它更便于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和‘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还可以接待人民群众对一些有关本地区政府或司法机关工作问题中的申诉事项。本文认为，只有从彭真所阐述的司法职权的这一根本特征出发，才能准确认识、理解前述孟建柱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关于司法职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述。[6] 2003年一些中央部门和法学专家对修改宪法的意见。本文试图就这两个重大问题阐述一些观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所谓人权、财权、事权等哪个职权应当归中央，哪个职权应当归地方，都存在广泛的争议。1982年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的设计和规定中，对国家机构做了三个分类。
1、司法权形成之历史与理论，似乎并不支撑它的中央性。这恐怕才是司法职权最大的中央性。
[13] 彭真的以上论述，虽然针对的是两院独立行使职权的错误认识，但却从正面深刻地揭示了司法职权的根本特征，即：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法制上保证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职业法官代表了国家权力，但人们对这一国家权力仍然不放心，于是由人民制约国家权力的陪审制度产生了。